回憶湯先生與《儒藏》

時間：2023-05-06 00:37:43來源：admin01欄目：餐飲美食新聞閱讀：

引言陶行知先生說過：“人生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這句話，用來形容湯一介先生與《儒藏》，實在再貼切不過了。湯先生一輩子，立功、立言、立德，有很多工作可以寫進學術史，有很多事情會被后人記住，他對我這樣的后輩的關愛（尤其是在歲月艱難之時，雪中送炭一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也將持久地溫暖這個世界。而在他晚年，最大的工作就是《儒藏》，最大的心愿是編好《儒藏》，他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事情，我認為，也可能就是《儒藏》。壹

為什么要編《儒藏》，湯先生有過很多很深刻的說明。我作為外行，理解得比較膚淺，但湯先生提出這個大的思路之后，我馬上就認定，北大應該全力以赴支持。湯先生的家族，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了不起的學術世家，幾代人的積累，使得他的境界和判斷力能夠超越同儕。湯先生對“何為中國、何為中國傳統、何為中國經典”，有著成體系的思想。他對當下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狀況，也有自己獨特的理解，而且他又在北大，北大有足夠的人才、有很好的圖書館，有做大事的基礎，所以，他來主持《儒藏》這個“工程”，是最合適的。

貳

我還記得，向教育部申請這個項目之前，張岱年先生、季羨林先生、湯先生、何芳川先生及我，在靜園一院的會議室里，開了一個會，商量相關的事情。幾位老先生都講了話，我一條一條記了下來。那時我剛接何校長的班，負責學校的文科建設。跟何校長比，我的水平差得太遠，所以我就堅持一條，蕭規曹隨，按何校長的辦法來做事情，而何校長是最尊重這些老先生的。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很美好的回憶，張先生、季先生、湯先生、何校長都是高人，他們講話的神情我都還記得，老先生們雖然都走了，但他們共同倡議的《儒藏》還在，這就是學術能夠超越時空的價值所在吧。

拿著老先生們的意見，我向學校辦公會報告了一次，領導們都認同，于是決定向教育部申請《儒藏》立項，并由北大來做牽頭學校，由湯先生作牽頭人。

申請這個項目時，何校長、程郁綴老師和我陪著湯先生去開教育部的會。地點是在北三環馬甸橋附近，高教出版社的一個內部招待所里，那天很冷，我扶著湯先生上下車、上下樓，一步一步走，印象深刻。人民大學也來競爭“牽頭單位”，他們也很重視，但湯先生出面了，北大當然更有優勢。

這個項目的經費，按后來的標準看，其實并不太多，但在當時，在人文學科，還算可觀，所以應該感謝教育部社科司的時任領導。我始終認為，做學術的和做管理的，并不必然有矛盾，很多學術事業的領導人，都是極其善于管理的，而且要有一點政治的頭腦。外行和內行，互相尊重，互相體諒，事情才能辦成，外行管得太過了不行，光是靠內行，也未必能行。叁

此后，湯一介先生在校內選了幾個副手協助他工作，其中最后一名是我。前面幾位助手都是文史哲領域的大教授，只有我是外行。湯先生要我參加，主要是要我幫他做校內資源的協調與研究團隊的后勤保障工作。我十分樂意，雖然自己很駑鈍，但卻有心向學，平時也樂于讀一點舊書，而且，到學校工作以后，要想為文科老師服好務，我正需要補文史哲方面的課。所以對我來說，參加《儒藏》的工作，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自從擔當了《儒藏》主編的重任，湯先生就專心致志地做事情，十幾年如一日，把這么一項浩大的工程做出了眉目、搭起了架子。這件事情太辛苦了，很不容易做好。毋庸諱言，我也聽到過一些質疑的聲音，但是，因我身在其中，所以理解和外間就不一樣。我知道，做成一件大事，總會有許多遺憾，甚至會有一些錯誤，做事情的人總比不做事情的人更容易犯錯，但建設比批判更有長遠的意義。湯先生帶著大家做了十幾年，認準了大的方向，久久為功，這功不僅在當代，還將傳之久遠，他給大家立起了一個很高的標桿，因此受益的人會越來越多，影響也已經超出國界、超出時代，這就值得大書特書了。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來北大，專門看望了湯先生，聆聽了他關于《儒藏》和儒學的見解，并給予了極大的肯定。這之后不久，湯先生去世了，我想，湯先生“做了一大事而去”，他的心里應該是特別踏實的。肆

這十幾年來，湯先生多次招我到府上去談工作，談的比較多的，是關于《儒藏》的事。非常慚愧，我也許做了一點點微小的服務工作，但很多時候，湯先生提出的要求，希望學校提供的資源，我沒能辦成，讓他失望了。此外，他也談一些對北大發展的思考。他在北大長大，后來又在北大讀書和工作，一輩子都在這里，是北大培養了他，他打心眼里愛北大。在北大，他見過形形色色的人，經歷過風風雨雨，所以他看問題也很準。

現在我回憶起來，湯先生主要談了這么幾個方面的事情：

第一，北大辦學，不能什么都搞，應該要有取舍。例如，有的學科，北大沒有太好的基礎，沒有這方面的師資，連圖書資料都沒有多少積累。現在看到別的學校搞這個學科了，好像比較容易得到外面的資助，所以你們也要搞，這樣恐怕是不行的。辦學是百年大計，要靠幾代人的積累，急功近利是大忌。

第二，北大的優勢還是在基礎學科，如文史哲，北大不能把看家的本錢丟了。現在基礎學科的日子不好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注定要受冷落，但學校應該堅定不移地繼續發展基礎學科。市場的選擇，往往是短期的、表面的、直接粗暴的，但還會有社會歷史的選擇，所以要看長遠。北大這個大學，和別的大學也許不一樣，北大就適合靜下心來，好好研究學問。北大趕時髦的本事當然也很大，但北大不能去趕時髦，一旦浮躁起來，是要吃虧的。

第三，評價基礎學科的發展狀況，標準更加復雜，不可能是數量化的。有的東西，同時代的人理解不了、接受不了，這在歷史上常見。現在學校有些重理輕文，假如用理工科的方法來管人文學科，會不合適，學校的管理者頭腦要清楚。

第四，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可以也應該結合中國的儒家思想。儒家影響了中國幾千年，是過去的主流，現在的時代，儒家又開始復興，生命力很頑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定不能完全脫離儒家。北大哲學系有著“打通中、西、馬”的傳統，北大應該來做這樣的工作。當然，湯先生最關心的還是《儒藏》，他不止一次跟我說，他歲數大了，身體不好，可一天時間他都舍不得浪費。《儒藏》是個慢活、苦活，需要有更多年輕人參與進來。可惜，現在熟悉古文獻的年輕人難找，愿意從基礎的點校工作做起的年輕人更難找，但正因為如此，他才一定要堅持不懈地推動《儒藏》工程往前走，只有這樣，才能讓年輕人理解“功不唐捐”，愿意坐在冷板凳上，一點一點進步，要不然基本功都丟了，將來還談什么做大學問。

湯先生還反復跟我說，志攀啊，你回去跟校長講，你們要考慮，我以后《儒藏》誰來牽頭啊？你們要找人，要多投入一些，要不然等我走了就來不及了。

我每次聽他說到最后時，心中都充滿傷感。一代人有一代之學術，后來之人，或有后來的理念、辦法，或有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地方，但要像湯先生這樣，做成一生的事業，就太難了。伍

湯先生的睡眠，似乎一直不太好。自從承擔這項重任后，他的心事更重了，睡眠更成為困擾他的一個大問題。有一次，他跟我說到睡眠問題，我是長期睡不好的人，所以同病相憐。他告訴我說，一般的安眠藥吃了都不管事，又不敢吃太多了，因為對肝臟和腎臟都不好。我那會兒的膽子也大，也許因為我心太急？所以當即就打電話約好了北醫六院的張岱大夫，他是我的好朋友，也給我看過病，因此我特別信他。約好時間后，我陪著湯先生去醫院，張大夫看失眠癥非常有辦法，他跟湯先生談了很長時間，最后又把我叫進去，給我一點點藥，對我說，讓湯先生臨睡前服半片就行，明天看看服藥后的情況。

我將湯先生送回朗潤園，拿出藥叮囑半天，您只能吃半片啊。當天晚上，我突然放心不下，因為不知道那是什么藥，更不知道湯先生服藥后會怎樣。我輾轉一夜沒有睡覺。第二天上午我就來到湯府，看到老人家坐在那里，氣色不錯，我的心才放到肚子里。湯先生對我說，服藥后，一覺睡了九個小時，他從來也沒有睡過這么長時間。

我聽了非常興奮，立刻給張大夫聯系。張大夫說，這藥很厲害，雖然管用，但不能經常服用。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偶爾才能用一點。他讓我轉告湯先生，他的失眠癥狀不嚴重，吃半片就能睡這么長時間，所以不用再服了，調理之后會好的。陸湯先生家里有很豐富的藏書，他生前就與學校簽下協議，將他父子兩代人的珍貴藏書都捐給北大，這很讓人感動。和某些人利用“家學”或者并不符實的虛名謀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認為，這體現了他的家風，這是君子之風。學術是天下的公器，學者是為天下人的公益而生的，私心、私欲不是不能有，但總歸應該少一點，多替別人考慮、多替未來的人考慮，如此，氣象方能大。尾聲拉拉雜雜，寫下這些回憶的文字，表達我對湯先生的崇敬、感激和懷念，同時，也真誠祝愿樂黛云先生健康長壽，祝愿《儒藏》能夠按照湯先生的構想，一步一步做下去，成為惠澤千秋的“名山”工程。（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編輯：張張張藝蕓本文原載于北京大學校報1432期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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