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

　　中國的崛起

　　過去幾十年，世界上意義最重大的事就是中國無與倫比的崛起。因為中國作為人口多和國土面積大的巨型國家，在短短幾十年里從幾乎赤貧變成經濟體量世界第二，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經走在世界前列。這一異乎尋常的崛起對世界有三方面的改變：

　　第一，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以前美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例最高超過40%，即使后來有所下降，也在四分之一以上。中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例從改革開放前的2%上升到現在的18%，制造業增加值達到世界的30%，是排在后面的美國、德國、日本三國總和。2020年，中國的世界500強公司數量首次超越美國。并且，中國已從受援國發展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外援大國。

　　第二，挑戰美國主導的地緣政治格局。不僅經濟總量快速上升，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也快速崛起。這對美國構成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在亞太地區，以前我們說“歡迎美國在亞太的存在”，現在我們說“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我們已經意識到，中國在西太平洋崛起已經成為必然和事實。

　　第三，挑戰了歷史終結論。1989年，美國日裔經濟學家福山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政治歷史發展已經到達終點，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即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但是，中國的實踐挑戰了他的理論。中國共產黨體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斷地自我革新和創造，而且擁有自己的正當性哲學基礎。這種新的國家治理模式、新的哲學基礎提出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類社會除了自由主義民主之外是否還存在其它正當的國家治理模式？中國的實踐證明，這個模式是存在的。我認為這一點是中美之間分歧的根本性源頭。拜登政府搞所謂“民主聯盟”，認為中國挑戰了美國的底線。這個底線就是美國在二戰之后構造了整個世界體系，認為所有國家都必須進入這個體系，最終都得變成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然而，中國堅定地說“不，我們有自己的路。”這對美國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

　　美國的焦慮

　　中國以不同的政治形態崛起，對美國和整個西方提出了大問題——能否容納中國這樣一個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與之平起平坐？美國是霸權國家，從未被其它國家這樣挑戰過。雖然蘇聯一度挑戰過美國，但那是冷戰時期，兩個陣營界限很分明，而且蘇聯的經濟體量小得多，從來沒有超過美國GDP總量的70%。

　　現在美國非常焦慮，壓力來自多方面。在美國國內，全球化加劇了國內收入不平等，東海岸的金融、制藥等行業從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廣大中西部地區不僅未得益，反而受損。在社會領域，族裔分化導致認同焦慮。政治領域則是極端主義成為主流。“否決者政治”是福山最近一本書的主題，每個人都可以否決你，所以美國變成了不可治理。

　　美國采取了什么應對措施？在國際上對中國發泄憤怒。美國人認為，把中國拉入它營造的全球化體系，中國就應該變得越來越像美國，但這一愿望落空。在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凡是和中國有接觸的國際組織里，美國都開始跟中國作對，還在科技領域持續打壓中國，同時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美國面臨一場選擇，是跟中國打一場新冷戰，還是參與構建新的世界秩序來容納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不僅有中國，還包括俄羅斯、土耳其，甚至印度。

　　世界在和中國脫鉤嗎

　　中美之間的對立非常強烈，但是最后不一定變成你死我活，因為中美已經緊密連接在一起，想脫鉤非常困難。

　　第一，在經貿領域有更深的掛鉤。特朗普政府打貿易戰，的確對我國貿易有所影響，2019年和2020年疫情剛暴發時，我國進出口都有所下降。但是疫情暴發之后，由于中國是供給大國，歐美是需求方，中國憑借制造業優勢實現了出口猛增。世界未能因疫情而離開中國，反而更加依賴中國。

　　特朗普政府跟中國打貿易戰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解決中美貿易失衡，二是讓美國制造業回流。現在看來，兩個目標都未能實現。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過去三年都在增加，從2020年的3103億美元達到2022年的3829億美元。美國自己的總赤字也到了驚人的9000億美元。

　　第二，外資還在進入中國。盡管時有媒體報道有外國公司離開中國，但數據表明，資本仍然在進入中國。我國2021年實際使用外資是1.15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14.9%，占全世界的11.4%；2022年增長到1.23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又增長6.3%。外資為什么進入中國？第一，外資離不開中國這個巨型市場。例如德國三大汽車公司利潤的40%都來自中國，不可能輕易離開中國；第二，中國的制造業能力是無與倫比的。亞洲的產業的確在重組，但重組是有道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外流是正常現象。三十年前港澳臺把它們淘汰的產業轉移到大陸，今天這些產業從大陸轉移到東南亞，這是中國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中國已經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央，我們中國人也要隨之適應，心理狀態要升級。

　　有人說中國周邊這些國家聯合起來會替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我認為不可能。過去，亞洲較發達經濟體和資源型經濟體給中國提供中間產品和原材料，中國生產消費品出口給歐美及其它市場。現在中國多了一條路，把一些初級中間品產業轉移到東南亞，中國自己的產業就升級了。東盟對中國有貿易逆差，我們本來是直接出口到歐美，現在只不過是先經過東南亞，再出口歐美。其實東南亞的很多工廠也是中國人開的。

　　第三，美國與中國科技脫鉤的實與虛。美國和中國脫鉤，哪些是實的，哪些是虛的？美國的舉措有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向清單上的中國企業銷售產品）、CHIPS法案（美國二戰以來最大的產業政策，總額1800億美元，芯片行業500多億美元）、2022年11月的一攬子出口管制（主要針對中國的芯片行業），在國際上用瓦森納協議要求成員國不能將軍民兩用技術出口給中國。

　　美國人也意識到，懲罰中國的同時，自己也會受損，所以實施了“小院高墻”政策，就是在很小的領域里制裁中國，但是要制裁到讓中國有痛感。具體措施包括全面封鎖高科技技術的轉讓，禁止中國學生到美國學習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禁止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為中國芯片企業服務，對高精度芯片（以14納米為界）實施出口管制和制造設備管制。下一步，美國可能要禁止本國企業投資中國的高科技行業，并把出口管控擴大到生物醫藥等領域。

　　“小院高墻”起作用了嗎？調研結果顯示：我們三分之一的企業受影響嚴重，三分之一通過措施規避了影響，其余三分之一并沒有實質性影響。

　　建議從具體事務著手，推進中美和平競爭

　　要注意，很多技術革命都是換賽道進行的。正如我國在汽車行業換到了電動汽車賽道，超越了燃油車，下一步在芯片領域的競爭也需要換賽道。中國在光子芯片研發領域已經處于世界第一陣營，大概十年內能實現應用。光子芯片相對于電子芯片具有載荷大、耗能低的優勢，如果量產，將很快淘汰掉電子芯片，屆時中國就能又一次實現技術領域的換道超車。

　　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未必是全面遏制，也根本做不到全面脫鉤。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積累了二十多年，發展勢頭已經無法阻擋。根據我的觀察，美國處于對中國的憤怒期，認為中國沒有如其所愿變得與之越來越像，所以，“懲罰”中國是目前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導因素。今年1月份，我們去美國走訪了主要政府部門和智庫，強烈感受到這些對華政策被情緒主導，缺乏邏輯。

　　誰都不可能永遠憤怒下去，所以中美之間仍然有回旋余地，仍然可以做到避免熱戰、管控競爭，實現有限領域的合作。我建議中美從具體事務著手，推進中美和平競爭。比如中國企業赴美上市財務審查達成了協議，最近福特汽車公司和寧德時代在美國合作建立電動汽車電池工廠，都是范例。這個廠屬于福特公司，但是所有設備、技術、管理都來自寧德時代。這是中國第一次向美國出口成套技術，有朝一日如果中美的技術優勢翻轉，這將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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