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功德林宣布首批特赦戰犯名單，大特務徐遠舉暴跳：我哪點不如他們

時間：2023-05-05 14:23:30來源：admin01欄目：餐飲美食新聞閱讀：

原標題：功德林宣布首批特赦戰犯名單，大特務徐遠舉暴跳：我哪點不如他們

1959年12月4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執行的首批特赦蔣介石集團戰爭罪犯大會，在位于北京德勝門外的功德林大禮堂里隆重舉行。會場的氛圍喜慶而嚴肅，首席法官坐在主席臺正中，兩側分別坐著中央統戰部、國家公安部的高級干部。

功德林的二百多名國民黨戰犯，從四十多歲到七十多歲，像過年一樣船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排成兩路縱隊，步調混亂地走進往日出出進進看電影的地方。盡管他們完全明白今天為什么通知要換上新衣服，可是直到走進了功德林大禮堂，才完全相信這里即將發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們躡手躡腳地依次在條凳上坐下來，然后前傾著身體觀察主席臺上的動靜。

鄭庭笈和楊伯濤突然睜大了眼睛，因為他們分別看見了坐在臺側的女兒和兒子。其他戰犯則將目光看向了坐在臺上的姚處長，這位功德林戰犯管理處的最高干部，與戰犯們朝夕相處長達十年之久。平時，幾乎每一位戰犯見著姚處長，都總要迎上去說幾句話，但在這個會場上，氣氛似乎有些過于凝固，以至于隔斷了他們和他的聯系。

法官開始唱名了：杜聿明、宋希濂、曾擴情、王耀武、陳長捷……

隨著法官時起時落的聲音，戰犯們緊張地屏住呼吸，生怕喘口氣也會漏聽掉自己的名字。當法官說完“邱行湘、楊伯濤、鄭庭笈、周振強、盧浚泉”等名字后，換了一口氣，然后接著說：“以上人員，改造10年期滿，確已改惡從善，現予釋放，從宣布之日起，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權。”

法官的聲音停止了，沒念到名字的戰犯心不由得往下一沉，美好的前景像海市蜃樓般地在眼前消失了。

姚處長站起來，招呼獲赦人員走到臺前。十名戰犯離開座位，走出隊伍，按照唱名的順序，一詞在大禮堂第一排的長椅上坐了下來。

杜聿明代表獲特赦的十名戰犯向政府致謝詞。特意從學校趕來參加大會的鄭庭笈的女兒和楊伯濤的兒子，代表獲赦人員家屬發言，表示在其父親回家后，要繼續幫助父親進行改造。

姚處長代表改造機關講了話，他說：“我們祝賀第一批獲赦人員，希望你們以人民為榜樣；我們期待第二批獲赦人員，希望你們以新生者為榜樣。過去常對你們說，‘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現在應該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姚處長的話來的恰是時候，將沒能獲得特赦的戰犯從失望的迷途中叫了回來，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原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主任龐鏡塘代表沒獲赦的戰犯發了言，他表態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爭取第二批獲得特赦。

散會后，沒獲特赦的戰犯連中飯都不想吃，聚在一起卻相對無言，脾氣暴躁的徐遠舉最沉不住氣，他暴跳起來，大聲嚷道：“我也流汗水，寫材料，哪件事不如人家……”

徐遠舉已經不是第一次說這樣的話了。1959年9月下旬，劉少奇主席剛剛發布特赦令，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攝影師們到秦城農場，要記錄在這歷史性的一幕下，這些前國民黨高級將領們的“風采”。

攝影師們離開后，戰犯們的情緒仍未平靜下來。范漢杰成了眾人的焦點。在拍攝時，范漢杰被被鏡頭聚焦，但他拿著刊載了特赦令的報紙，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這會兒，同僚們都圍著問他原因。范漢杰淡淡地說：“我估計特赦的人員中，不會有我。所以我應該讓賢，讓名單上有的人讀。”

誰都不清楚，特赦名單上會有誰。范漢杰的話，掀起一場軒然大波。既然范漢杰有了鏡頭都在搖頭，那誰又敢拍著胸膛保證自己能有份呢？于是，國民黨戰犯們開始相互推測，誰會出現在那份名單上。最后的結論卻是，人人都有份，個個都沒準。這也符合他們這些年在戰犯管理所學到的辯證唯物主義。

有人激烈探討，有人卻沉默不語。徐遠舉憑借自己的職業敏感，通過鏡頭搖動的次數，判斷了特赦的人數，而且還結合“主角”的條件，總結了特赦的條件。結論卻讓他感到失望。他發現，盡管自己一直緊盯著鏡頭，可鏡頭卻從未對準他的雙眼。

生性暴躁的徐遠舉終于忍不住了，他突然發出一聲吶喊：“我流汗水、寫材料，哪一件落人后頭？到今天配角輪不上，連跑龍套的都不是……”徐遠舉一臉怒氣，讓在場的高級戰犯們目瞪口呆。

那一次，是徐遠舉的軍統同事，明顯沉著冷靜的文強的安慰，才讓徐遠舉冷靜下來。而這一次，徐遠舉的話就像一顆火星，使沉悶的空氣爆炸起來。“是啊！我們哪點不如人家？為什么他們能獲赦，我們卻不能呢？”

徐遠舉

戰犯們開起了座談會，大家針對這個問題各抒己見。有的說：“特赦的這一批人，不一定都是改惡從善的，而是為了對臺做工作，因為陳誠還在臺灣，所以陳誠的部下能獲赦。”

又有的說：“陳長捷是傅作義的部下，一定是傅作義保出去的。”

還有的說：“特赦的大都是級別高的戰犯。”

也有許多人不同意這些看法。他們說：“如果是為了對臺工作，是陳誠的部下就能特赦，那么，黃維為什么沒特赦呢？”黃維是陳誠最得意、最親信的部屬，而且與蔣經國同過事。

“如果說陳長捷是傅作義保出的，可傅作義的舊部還不少，這些人為什么沒獲赦呢？”

“如果說級別高的能獲赦，那么，在押戰犯中級別最高的得算王陵基了。他是國民黨的四川省主席，只有他一個是上將軍銜，那他為什么沒被特赦呢？”

大家說來說去，整整座談了20天，最后還是統一了認識，肯定了這10個獲赦人員確實是根據關押已滿十年，確已改惡從善這個條件決定的。杜聿明、宋希濂對工作學習都認真負責，一絲不茍；邱行湘、楊伯濤在勞動中任勞任怨，埋頭苦干；周振強、鄭庭笈干活時不嫌臟，不怕累……

戰犯們討論得那樣火熱，其實在第一批戰犯獲特赦的背后，經歷的過程卻并不簡單。

1956年，中共中央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確定了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這樣，如何處理戰犯問題就提上了議事日程。1月30日，周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斗。”當天，毛主席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向臺灣展開相應的宣傳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中作了“政協會后，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的批示。

中央政治局專門就周總理的建議進行了討論，認為釋放一批戰犯的條件已經具備，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當時，國內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實現，“一五”計劃提前完成，政治經濟穩定。從戰犯本身的情況來看，他們雖然有過重大罪惡，但他們過去一般都高高在上，同人民群眾直接接觸較少，不像直接壓迫人民群眾的惡霸地主那樣，不殺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憤。

經過幾年的改造，他們之中的多數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悔過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釋放一批戰犯，不僅有利于孤立、動搖、瓦解境內外的敵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會上和統一戰線內部對我們抱有疑懼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獲得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另外，當時根據周總理闡明的對臺方針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了對國民黨去臺人員凡返回祖國大陸者則既往不咎的政策。在這個時候，釋放一批戰犯，有利于加強大陸與臺灣的關系。

３月14日，全國政協二屆十九次會議專門討論了周總理關于釋放戰犯的提議，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提出的“一個不殺”的原則作了發言，闡明了釋放戰犯政策的積極建議。當時，會上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應該全部釋放；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逐步釋放。周總理同意后一種意見，他說：“雖然前一種意見處理起來很簡便，但工作不圓滿，收獲也不大，一下子轟動一時，過去后就沒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們要影響臺灣，還是一步步地來做好，先放少數，試一試，看看有效沒有，放出去的工作也要循序漸進，急不得。”

周總理還對釋放戰犯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安排意見，第一步先集中釋放的戰犯在北京參觀，然后到各地去參觀，其間允許親友看望他們，等這些人對新生活適應后，對祖國形勢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們一起討論如何開展對臺灣的工作。周恩來最后強調：“他們出去后，愿意到臺灣的到臺灣，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許來去自由，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４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進一步就寬大戰犯的政策問題作了說明。毛主席指出，黨的政策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如果不殺，或許對臺灣還會產生影響。

對釋放戰犯的時間問題，毛主席經過反復考慮后，在5月2日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還不那么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好了，我們再來放。”“不講清楚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大家就不了解，也沒有這個必要。”經過上上下下幾次充分討論和醞釀，對犯戰實行特殊的政策方針終于確定出臺了。

從這個決策做出的過程看，戰犯們討論的“為了對臺工作”，也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既然是這樣，在考慮特赦人員時，當然也會成為一個考慮的因素。而他們提到的黃維，也的確曾經出現在特赦名單之中，他的妻子跟女兒甚至都接到了通知，但最終卻不在名單之列。其中的原因是，戰犯所方面考慮到黃維改造中的頑固態度，若獲得特赦，勢必會引起那些沒有獲特赦的人不滿。由此看來，“確已改惡從善”確實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此外，獲赦人民名單的制定，也并非是某位領導人或是某個機關制定的，而是擬定一個名單后，經過方方面面的討論，參與其中的包括相關領導人、有關部門、戰犯管理所以及民主人士。范漢杰原本在第一批獲特赦名單之中，但因為當年十九路軍的領導人，認為是范漢杰向蔣介石告密，才導致福建事變的失敗，因此反對特赦。后來還是周總理挨個勸導，才讓范漢杰在第二批獲得特赦。

范漢杰

其實，這些國民黨高級戰犯被俘后，雖然很多過去都是作惡多端，雙手沾滿血腥，但共產黨秉承優待俘虜政策，從來都是要求他們認真交罪改造，不作任何身體或精神上的施虐。這些戰犯在功德林的生活，仍然是要好于絕大多數全國老百姓的，甚至他們在長年打仗中累積的一身疾病，都在共產黨的監獄里得到徹底治愈。

黃維曾感嘆，他有五種結核病，倘若在舊軍隊，就得離職回家。自己家底不算厚，經濟力量畢竟有限，即使典當一空，也未必能支付醫治時年的那一筆數量可觀的醫療費用。黃維還曾明確地告訴邱行湘，他需要報答共產黨給他和他家庭的恩典。

他們只不過是失去了自由，甚至都不能完全說是失去自由。沈醉從重慶轉到功德林時，一路上坐船、坐火車都跟普通旅客無異，僅有一兩個干部同行，根本沒有什么武力押送，他甚至在途徑武漢時，還去買了幾條煙帶在身上。是的，他們身上的財產都沒有被沒收，在監獄中仍可以自行花銷。

對于有家屬在北京的戰犯來說，在功德林改造就更沒什么不適應了，鄭庭笈總是在有意無意間跟那些家屬不在北京的戰犯說：“我現在的生活跟過去沒有兩樣，以往也是常年在外。稍不同的是，過去在外面打仗，生死未卜，現在在外面改造，衣食無憂。”

就在特赦令公布前不久，功德林的戰犯，凡是身體允許的都到秦城農場勞動。他們在秦城住的地方，既沒有圍墻，也沒有鐵門、鐵窗，外出勞動時，也僅僅是在勞動場地四周插著四面小紅旗，不久后也都收了起來。

有一天，杜聿明和沈醉在路邊葡萄架下整枝，一個老農路過，對杜聿明說：“老師傅，給葡萄整枝啊，過些日子天冷了，該用土把枝條壓起來吧？”杜聿明點頭答道：“嗯！嗯！”跟普通農民間的交流無異。沈醉感嘆道：如果這位老農知道自己打招呼的就是毛主席著作里講的那個杜聿明，肯定會嚇一大跳的。

國民黨戰犯在秦城農場勞動

跟杜聿明一起給葡萄整枝的沈醉，原本是國民黨的大特務，血債累累，也在1960年第二批獲得特赦。跟他一起獲特赦的，還有范漢杰，有在第一次特赦大會上，代表沒獲赦戰犯講話的龐鏡塘。

而第二次特赦大會上，代表沒獲赦戰犯發言的，是徐遠舉。

參考資料

《我這三十年》，沈醉，中國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