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人民政協報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約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五位工商界巨子，以一桌火鍋作舞臺，唱出了一臺歷史的大戲，成為黨的統一戰線和民營經濟發展史上的一段佳話。

幾十年過去，很多人對當年受邀參加那場“火鍋宴”的“五老”，可能已經知之不詳了。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他們精彩的人生經歷。

△1985年古耕虞先生（前排左三）與家人在一起

古少爺“有了實業報國的思想”

1905年，古耕虞出生于重慶巴縣（今巴南區）古家院子（今九龍坡區）的一個山貨世家。父親古槐青早年考過秀才，后棄學經商，長駐上海。1925年，古槐青在重慶城區機房街開設“古青記”父子公司，簡稱“古青記”，主要經營豬鬃和羊皮，首創“虎牌”商標，商標為一只紅色的老虎，向上海洋行出口豬鬃。

豬鬃，指的是豬頸部和背脊部生長的5厘米以上的剛毛，剛韌富有彈性，不輕易變形，能夠抵抗潮濕而不腐敗，不受冷熱影響，豬鬃的天然結構和材料性質，軟硬適中，油性大，非常適合制作工業和軍需用刷。二戰時美國高空超音速偵察機“黑鳥”。機身所涂的特制涂料，就必須用豬鬃做的刷子去涂。在二戰時期的戰場上，用豬鬃做的刷子極為重要。

1919年，14歲的古耕虞就讀上海圣約翰大學學習英語，后就讀于南通紡織學院學習紡織技術。書籍具有巨大的力量，他苦讀《圣經》《富蘭克林傳》《資本論》《福特管理》等。《福特管理》一書給了他很大啟發，從美國汽車大王福特那里，他學到了人生的看家本領。

古槐青對紡織業有著濃厚的興趣，想把兒子培養成紡織技術人才。但古耕虞有色盲，不適合搞紡織，1924年，19歲的古耕虞沒等畢業就回到故鄉重慶，協助父親的事業。1925年，20歲的古耕虞進入“古青記”，做起了少東家，向生意場邁進。

1926年，美國最大的豬鬃進口商孔公司派兩個人到重慶尋找合作商，古槐青年邁多病，古耕虞出面接待客人。古耕虞談起重慶豬鬃的生產、經營和出口，如數家珍，一看就是個內行。他用流利的英語、練達的外貿知識、豐富的豬鬃貨源和精湛的加工工藝，征服了那兩個美國人。“古青記”與孔公司達成秘密協議，“古青記”將大量供應中國豬鬃，孔公司照數收購，打破了外國洋行長期壟斷重慶豬鬃、羊皮及其他土特產出口的局面。

1928年，古槐青去世，23歲的古耕虞繼承“古青記”，從此獨當一面，成為名副其實的老板。“古青記”與孔公司的合作，為“古青記”壟斷重慶豬鬃出口創造了條件，此后，重慶洋商和本土商行均無法與“古青記”競爭，“古青記”成為重慶最大的豬鬃、羊皮出口商。

1929年年關逼近，收購大戰在即，古耕虞不知疲倦地工作。在一次次競爭交鋒中，重慶幾家有名的豬鬃出口商陸續垮掉了。在美國，古耕虞的照片變成了廣告，人家只認“虎牌”商標。歷史甚久的川幫銀行聚興誠銀行在這一年的業務報告中，著重提到了“古青記”，稱之為“異軍突起，掩有重慶山貨業天下之半。”

1934年，“古青記”占重慶出口豬鬃的70%，幾乎壟斷了四川全省的豬鬃出口生意。

當時，重慶經營豬鬃出口的數十家商號中，僅剩“鼎瑞”“祥記”“和祥”三家在艱難維持著。

“一個出色的愛國者”

1937年8月，三家經營豬鬃出口的商號并入“古青記”，在下黌學巷合并成立四川畜產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川畜”），注冊資金為法幣50萬元（按當時的匯率合16萬美元），后遷炮臺街（今滄白路），古耕虞任總經理。

抗戰時期，大半個中國被日軍占領，美、英、蘇等盟國所需的大部分豬鬃由中國西南諸省供應，使戰時重慶豬鬃的生產和輸出量都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古耕虞的“川畜”居同行業之首，產量2萬擔左右，占總量的60%至70%，從一個地方性川幫企業開始成為一個全國性大企業，為抗戰勝利后進一步壟斷全國的豬鬃貿易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工廠女工在制作豬鬃刷

1945年，古耕虞在上海成立“川畜”總經理辦事處，業務和資金調撥由其親自掌握，使辦事處成為了一個外銷指揮部。同年，“川畜”在漢口、天津、沈陽成立分公司。

1946年，“川畜”與美國費城萬記總公司合作，在美國開設子公司“海洋公司”。

為了抗戰大局，古耕虞作出犧牲，接受國民政府的統購統銷，為國家掙了3000多萬元外匯，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巨大的經濟支援。周恩來稱贊古耕虞：“為抗戰立了功，是一個出色的愛國者。”

抗戰勝利后，古耕虞的“川畜”公司布局全國，在漢口、天津、沈陽成立分公司，上海設立總經理辦事處。一時間，漢口80%、天津50%、重慶50%的豬鬃都被“川畜”收購，美國進口豬鬃70%來自古耕虞的“川畜”。1948年，“川畜”的資金上升到約700萬美元。

1948年冬，“川畜”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包租10艘萬噸級外輪，突破國民黨軍隊的海上封鎖線，把東北、華北解放區的豬鬃和其他畜產品運到香港出口。

1948到1950年，各解放區輸出的豬鬃都由“川畜”代銷，香港取代了上海、天津的地位，成為中國豬鬃唯一的集散地。

“天助自助者。”小小豬鬃使古耕虞登上“王座”。他被譽為世界“豬鬃大王”。

“周總理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

△古耕虞先生（左）與胡厥文先生合影

1945年10月19日，古耕虞在西南實業大廈的“星五聚餐會”上，聆聽周恩來講演《當前經濟大勢》，給他震動很大。周恩來指明戰后中國發展經濟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坦誠地說明中國共產黨對發展經濟建設將采取的方針和政策，為民族經濟指出了前進的道路。

此后，古耕虞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周恩來的這次講話，第一次公開地、全面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綱領和方針政策，為民族工商業家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這讓當時工商界中越來越多的人逐步看清了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方面，對不清楚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工商業的方針政策的工商界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是我一生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

抗戰期間，古耕虞多次受到周恩來的會見，傾聽教誨。11月4日，古耕虞向《商務日報》和《新華日報》記者談話時，強烈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并希望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他說：“抗戰期間，民眾吃夠了苦頭，都想過幾天安生日子，內戰打不得。”

一天，《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約古耕虞去“特園”。周恩來對古耕虞的答記者問表示感謝，表示需要有古先生這樣有影響的人物出面，引起民眾對國家前途的關注。

古耕虞誠懇地說：“內戰不能打，建國要靠自己。而且打起仗來，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堅決反對內戰。”周恩來說：“希望民間團體和工商界人士行動起來，共同阻止內戰，共同建國。”

在后來的歲月里，古耕虞多次回憶起與周恩來相識相交的情景。古耕虞寫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雖然時間短暫，周恩來平易近人的親切態度，使我一見面就好像遇到了一位多年相知的朋友一般，感到無比親切。”

古耕虞回憶：“以后，周恩來在‘特園’約集我們幾位出口商談了好幾次。周恩來在幾次談話中，一再強調豬鬃是重要的戰略物資，對戰爭勝負起一定作用，要支援抗戰。”

古耕虞與周恩來初次相識，以后幾次在“特園”相見，周恩來都跟古耕虞談過話。古耕虞向周恩來談起自己的經歷，談到他的甘苦，也談到他今后的打算：抗戰勝利后，他的公司還要有一個大的發展。

周恩來說：“抗戰勝利后國家要建設，一定會發展豬鬃的生產和出口。”周恩來鼓勵他，民族工商業界的有志之士，要有遠見和信心。

周恩來的談話，使古耕虞深受鼓舞。古耕虞與共產黨保持政治上一致，周恩來委托古耕虞當解放區的總代理商。

1949年10月4日，即新中國成立之后三天，古耕虞到中南海周恩來的家，周恩來親切地接見了古耕虞。

周恩來誠懇地對古耕虞說：“抗戰時，我們同你多次談過桐油、豬鬃生意的問題。那時，我們共產黨不是執政黨，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現在我們執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夠把這件事情辦好！”

一番開誠布公的話中，古耕虞深切地感受到總理對自己的高度信任，心里一陣熱潮涌動。古耕虞向周恩來鄭重地提出：“我把四川畜產公司全部交給國家。”

1950年3月25日，古耕虞率先將私營的“川畜”并入初創的國營中國豬鬃公司，擔任第一任總經理。

1951年7月，古耕虞將在美國解凍的800萬美元全部匯回國內。

1955年，中國豬鬃公司擴大為中國畜產出口公司，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任命古耕虞為總經理。

△周恩來任命古耕虞為中國畜產出口公司經理任命書

古耕虞在以后對周恩來《不盡的思念》文中說：“新中國亟待建設，周恩來總理這樣器重我，委之以全國豬鬃經營的全權，我為什么不接受？！我想到了周總理在抗戰時期開導過我的民族資本家要有遠見。唐人張九齡有詩云：‘一枝何足貴，憐是故園春’。應該愛憐的是祖國的春天。誠然，我手中有條柳枝，但這條柳枝比起新中國錦繡江山，滿園春色來，又算得了什么呢？”

“周總理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古耕虞說。

建議給“資本家”摘帽子

1979年1月16日，古耕虞接到一個通知，鄧小平第二天要邀請包括他在內的民建、工商聯老實業家談話。他很興奮，不由想起那年周恩來找他談話的情景。他想，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他要把給“資本家”摘掉帽子等問題的想法向黨傾訴。晚上，他請九兒子和兒媳幫忙，寫好了兩份書面建議，要面交鄧小平。

次日上午，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五位工商界巨子，鼓勵他們在新時期的建設中積極發揮作用。

鄧小平開門見山問五老：“中國要開放，要吸引外資，想聽聽你們的開誠布公的看法和意見。”五老對鄧小平坦誠相見，爭相發言。

古耕虞說：“現在怕同資產階級分子打交道，越在下面問題越厲害。資本家的帽子就如同頭上頂著磨盤走路，想走也走不快，應以對四個現代化有什么貢獻作為標準，予以分批摘帽子。”

古耕虞對鄧小平提出：“我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考慮為大陸的資本家摘掉帽子。這不僅僅對他們、對他們的子女和親屬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對全世界、全人類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我的這個要求，絕不是只為我個人提的。過去我在口頭上或書面上向領導申述過多次了。現在條件已經成熟，該是到了摘帽子的時候了。”

談話一直進行到了12點鐘，鄧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風趣地說：“肚子餓了，該吃飯了，今天我們聚聚，我請大家吃火鍋！”

古耕虞坐在鄧小平身邊，他把昨晩熬夜準備好的兩份書面建議鄭重地交給了鄧小平。

這就是著名的“五老火鍋宴”，由此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古耕虞后來回憶起這頓意義不同尋常的火鍋宴是“一只火鍋，一臺大戲”。

同年6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會上宣布：“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到國家手中”“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鄧小平同時指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這個勝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工人階級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國情況制定的馬克思主義政策，同時，資本家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現在，他們作為勞動者，正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貢獻力量。”

當天晚上，工商界的政協委員們在所住的賓館里舉杯相慶，談笑風生。多年來的郁悶一掃而光，這些須發早已斑白的老人宛若年輕了30歲。古耕虞同大家一起頻頻干杯。

這中間有一個小插曲，曾被毛澤東譽為“金筆湯”的“金筆大王”湯蒂因與一位部隊高級將領同席。那位樸實可親的將領問湯蒂因：“請問，您是哪個單位的？”

仍然激動不已的湯蒂因幾乎不假思索地說：“我在兩個小時之前，是個資本家，一家制筆廠的女老板。兩個小時之后，就是現在，我坐在您身邊，成了鄧小平主席剛剛宣布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了。我感到非常光榮！”

那位將領立刻肅然起敬：“我向您祝賀，我們是一家人！”

湯蒂因的話代表了所有工商業者的心聲。

（本文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論研究委員會委員、民建成立舊址陳列館首任館長）

作者：趙賓

文字編輯：李冰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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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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