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過后餐飲企業應該重視哪些問題(疫情下,一個餐飲老板關店前的24小時)
因為一場巧合,我進入了上海街邊一家“最后一天營業”的重慶雞公煲小店。
這間不起眼的街邊小店大約30平,有11個卡座,營業四年有余,紅色的沙發還依舊光亮如新,這家小店也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在商場沉浮中歷經了漲價、市場變動、疫情等磨難……但還是沒有熬過這個秋天。
最終導致店鋪關門的直接原因是房屋糾紛以及房租,但老板老秦卻說:“原因有很多,最后發現關門才能活下去。”
關門才能活下去,顛覆了大眾以往“開門迎客才能賺錢”的商業認知,卻是老秦能想到的最好辦法。
為了盡快關店、活下去,老秦不惜提前結束租約、放棄店里花費自己心血做的裝修,還有8成新的東西,只為了盡快抽身。
他嘲笑自己“當初開店花了3個月,但關店只用了3天”。
圖片來源:攝圖網“最后一天”
9月7日,老秦像往常一樣,清早就來到自己的“重慶雞公煲"店里。
老秦的店在上海靜安區和寶山區交匯街道的臨街處,他既是老板又是大廚。
和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老秦沒將“正在營業”的牌子掛出來,也沒有到店就開始備菜——他從冰箱里拿出了一瓶“勇闖天涯”,又給自己盛了一碟花生米,隨后坐到了店鋪最里處、照不到陽光的地方開始等待。
老秦在等待客人、在等待周圍的朋友上門告別,也懷揣希望等待“那個并不會上門的房東”和轉機。
直到中午,店里才迎來第一波客人,是一對20多歲的情侶。兩個人望著均價不到10元的菜品,感嘆還好街邊有這樣的小店,才不至于在偌大的城市外食一頓飯都是壓力。
老秦嘴唇動了動,將到嘴邊的話吞咽回去。
待客人下完單,老秦沒有立即鉆進后廚,而是反復核實過菜品后,撥通了電話,壓低聲音對電話那頭說:“送一些醬料包來吧。店里來客人了,還有幾份外賣要做……有什么辦法,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接著,他充滿歉意地對情侶解釋,“店里東西不夠了,得從其他地方借,你們可能需要多等等。”
今天是老秦的店鋪最后一天營業了,店里已沒有多余食材。
“是覺得不像最后一天嗎?”老秦看著情侶驚訝的臉,摸了摸圓寸頭反問。
此刻他的店里還有一名阿姨在打掃衛生,將11張桌子擦拭得干干凈凈,22張鮮紅色的沙發光潔如新,冰箱里還有足夠的酒水,手機中不斷涌入“有新訂單”的提示音,怎么看都不像是經營不下去的樣子。
之后不時有周邊的店主上門,他們都是來和老秦告別的。大部分人都會問一句:“決定了?不再談談?”
老秦不直接回答,而是從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遞給對方然后捧杯,“談什么?房東到現在都沒上門,不談了,我連這些東西都不要了。”
老秦說的“這些東西”,指的是店里一切的物品,包括桌椅板凳、電磁爐、冰箱等等,“帶走了還得找倉庫,我現在是打算徹底關門,不再開店了。”
當被問及,為什么不繼續堅持或者東山再起,老秦苦笑,“要是做得下去,誰愿意關店?”
“全家人都靠著這家店”
這家雞公煲店是老秦所有的心血,也一度傾注了老秦對生活的所有渴望。
老秦80年代出生于江蘇北部農村,是一名留守兒童。相較于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這里大部分貧困家庭的孩子如果不能靠讀書改變命運,就要去外面找活路。老秦也不例外。
“我14歲就輟學了,”老秦用手比出14的數字。如今老秦體重過180斤,是個彪形大漢,但14歲那年還是“小秦”的他骨瘦如柴,看上去內斂害羞。“人家問三句,才能擠出一句話。”
瘦削、年輕,害羞、未成年……老秦自然也找不到工作。
于是在家人的安排下,老秦進入了一家屠宰場拜師學藝。直到現在,老秦回憶起自己第一份工作,還是覺得壓抑,“殺豬放血、一刀子進去豬就沒氣了,然后輪到我們分豬肉,用大刀順著肌理切、砍……一天下來累得喘氣。”
而一個月下來,工資不過數百元。
除此之外,老秦身上還有怎么也洗不掉的屠宰場味道。這個味道也構成了內心敏感的老秦關于青春的所有記憶,“遇到喜歡的女生不敢說話;去哪兒都低著頭,生怕人知道我是賣豬肉的。”
1999年,老秦成年,他不顧周圍人反對,堅決辭掉了這份家人眼中穩定的工作,打包行李到上海闖蕩。
上海十六鋪是老秦出門闖蕩的第一站。十六鋪是上海外灘最著名的碼頭,擁有150年歷史,曾是遠東最大的碼頭、上海的水上門戶,也是千禧年前后上海批發市場集中地,各路小販聚集在此。
對于沒有學歷的老秦而言,在十六鋪學做水果批發生意則是最好的出路,“每天只要早起送貨、靠努力就能賺錢,比在家種地、殺豬好多啦。”
靠著能吃苦的狠勁兒,老秦在十六鋪盤下了一個店面,做了幾年安生生意。
“后來城市建設嘛,那片拆了。”此后老秦又走南闖北,輾轉上海不同的批發市場賣過南北干貨,還根據時令賣過大閘蟹。雖然攢了一些錢,在老家修了新房、娶了媳婦、有了兒子,但老秦心中的迷茫始終揮之不去。
2019年,老秦心里的迷茫到達頂點。這年他38歲了,留在老家給父母帶的兒子也升入了小學。但老師時常打來電話投訴孩子習慣不好,要家長多上心教育,可老秦常年在外闖蕩,父子關系生分,“我們就過年見一下,他連叫我爸爸都不肯。”
為挽回父子關系,過年的時老秦蹲在家門口抽完一包煙后,就做出了“轉型”的決定。他想有個穩定的住所,然后將兒子接到身邊。
但老秦沒有學歷、沒有人脈、沒有技術,手頭只有這些年攢下來的幾十萬積蓄,“這點錢在上海翻不起什么大浪的。”
在市場上溜達一圈后,老秦將目光投向了街邊餐飲店,“上海有錢人多,普通人也多,他們總是要吃飯的吧?”思考再三,他決定開一家雞公煲店,“翻臺率高、烹飪簡單、備菜輕松,客人就可以動手,店里不需要太多幫手。”
小小的雞公煲店,寄托了老秦對生活的所有期待,更重要的是,“能把兒子接到身邊,讓他不重蹈自己留守兒童的覆轍。”
“去后廚偷學手藝”
雞公煲小店多在居民區街邊底商里,消費不高,多是輻射周圍居民——可居民區向來是小餐飲的江湖,全靠口味和性價比說了算,競爭不比商城小。
圖片來源:攝圖網沒有任何餐飲經驗的老秦,只得四處托人學習做雞公煲。雞公煲雖然制作簡單,但不同的鍋底需要使用不同配方,幾勺的差異就會影響口感,“但每家公司的醬料都是保密的,許多人怕教會徒弟餓死師傅。”
最后在一個朋友的介紹下,老秦才得到了一個去雞公煲店后廚學習的機會,“但別人不是免費教你。”之后老秦前往人家店里做幫廚,負責洗菜、切菜,但沒有一分報酬,望著油膩的灶臺和遲遲無法接觸到的料包機密,下班后的中年老秦也會想, “要不放棄算了?”
最終放棄的念頭抵不過父子團圓的念想,第二天老秦還是早早起身去店里準備。就這樣過了三個月,老秦才熬到了接觸醬料包的機會。對方也是家庭經營的小店,看老秦是個實在人,于是準許他在自己做煲時在一旁觀摩,但決計不出聲回答任何問題。
靠著每天盯店主的菜品搭配,老秦一點點記下了配方,并獲得了醬料包配送商的聯系方式。
在商言商,老秦離店時還是和店主簽訂了“不得在某些地方營業”的協議。
找店也是一件麻煩事,老秦需要在居民區找一個臨街的門面。除了客流量大、交通方便,門面還需要有做餐飲的營業執照。但上海大量的底商都是銷售型物業,即屬于個人,又被委托給了二房東進行租賃,要么租金高昂還有一筆轉讓費,要么就是資質不全,“想要合心意的店鋪,得一條街一條街地走。”
2019年的9月末,上海依舊悶熱,隨便一動便大汗淋漓。老秦從出租房里拎了一桶水,頂著烈日出發,沿著上海地鐵一號線從居民區聚集的新閘路開始找,一路找到彭浦,才在彭浦地鐵站附近找到一間沒有裝修、轉讓費的門店,而且這家門店還提供經營資質,前老板還投入了不少心血,裝修難度不大。
老秦心動了,但二房東開價一個月3萬5,又讓老秦遲疑了。他在心里算了一筆賬,久到二房東都不耐煩地接聽了另外3個要看鋪子的電話后,老秦意識到,“想在上海立足的外鄉人太多了,做生意得靠賭。”
在和二房東進行了多方商討后,老秦以3萬元一月的租金從二房東手里“搶”租下了這間30平的小店,并在看過資質、證件、合同后當即支付了15萬元押金,約定租期5年,期間二房東免費將營業執照給他用。
在出租房等待的妻子得知老秦出去幾個小時就簽訂了合同,感覺像做夢一樣時,老秦卻沒時間做夢——裝修、進貨、開業,每一個步驟都需要時間,稍微耽誤一下折算到房租上都是錢。
老秦簽下合同后,就立馬聯系了一個帶設計師的馬路施工隊趕工,并跑到建材市場定制了桌椅,辦理了相關手續,前后投入大約70萬元后,小店終于開業。
開業前一天,老秦很開心,他給家里撥去一個視頻,特地讓母親叫來青春期、鮮與自己說話的兒子來對話,電話那頭兒子眼神躲閃不想與老秦交流,這頭的老秦則并拍著胸脯承諾,“過幾天爸媽走上正軌了,就接你到上海。”
“那是2019年,生意好做。”老秦說小店剛開張就迎來了客流高峰期,每天到飯點門外都是排著隊等待用餐的客戶,日均營銷額能有1萬多元,每個月凈利潤能有5—6萬。
每天晚上關門時,老秦都會打開看房軟件,和同樣忙碌了一天的妻子念叨,“干滿1年,我們的投入就賺回來了,干滿5年,兒子在上海的首付就有著落了。”
“開店思考3個月,關店只用3天”
可以說,這家雞公煲小店,是老秦一家的生活來源,也是一家人的精神支柱。
“中間遇到很多困難,我都沒想過放棄。”老秦掰起手指開始講述這些年自己遇到的難題:比如人力成本增加,2019年老秦用4500元便可以招到一個阿姨,后來漲到6000元。“一個月一個人就多出1500塊,我們店里2個阿姨,一個月就多3000塊。”比如來自互聯網的漲價和經營壓力,“外賣抽成從15%到了23%,每一單賺不到幾塊錢,有時候還要貼錢。”比如物價上漲,老秦利潤更薄了。
小店的利潤都是摳出來的,為此老秦研究了周圍的幾個菜販,幾分錢幾分錢地講價,選定了一個最便宜的供貨商。
但困難依舊接踵而至。疫情時,因現實原因,老秦的店整整3個半月沒開門,店里還被拉了電閘,導致店里所有的食材都壞了。老秦還記得自己回到店里時,冰箱里冷凍的食物都化成了水,一打開就是濃郁的腐臭味。于是此后三天,小店不能開業,老秦和妻子將冰箱拖到水池邊一點點清理那些過期、腐敗的食物,“粗略一算,分文不賺,還虧損十多萬元,差不多上半年白干。”
一邊是3個月沒收入,一邊是二房東催繳房租,老秦的現金流一度吃緊,最后是找家里親戚湊了湊才咬牙頂過。那段時間,老秦白頭發也增了許多,他干脆剃了板寸,然后安慰自己,“做生意嘛,哪能沒有風浪?店在未來就在。”
另一方面,周圍鄰居也給了老秦信心,“我們小餐飲沒錢做廣告,主要靠口碑、熟客。”剛恢復堂食的日子,周圍鄰居一邊說著“現在做餐飲不容易”,一邊來支持老秦的生意,給了老秦希望。
就在日子努力往正軌上靠時,二房東上門了,老秦才意識到,有的事情自己無法解決,“比如租房等問題”,也因此讓老秦再一次產生了“關門”的想法。
老秦第一次產生“關門”的念頭是在2019年,彼時小店開門僅2個月時,一個陌生的男人拿著房產證找上門,說自己已與原來的房東進行了交易,是這間鋪子的新主人,但同二房東沒有談妥,不承認之前的租賃,要求老秦“以后房租交給我或者搬走”。
沒多久,接著二房東也找到老秦,分別展示了和原房主、老秦的租賃合同,日期在房東交易之前,并告訴老秦,“買賣不破租賃,要按規定辦事,房租還是要交給簽訂合同方的。”
隨后房主和二房東爆發了一系列拉鋸戰,比如堵門、拉電閘,嚴重影響了老秦的生意。老秦第一次產生了退租的想法,可又舍不得剛起步的生意,也沒有人能承擔他投入的幾十萬元裝修費用,最終三方坐在一起做出了決定:老秦的租約繼續進行,但需要給房東也交一筆押金,退租時返還。
老秦不想再折騰找店,于是向房主繳納了一筆押金,約定退租時返還便繼續營業。
但這次二房東找上門,則是老秦租約要到期了,對方似乎已經說服了曾經劍拔弩張的新房主,開口就是要漲租,每個月需要多5000元,而且還要收取“營業執照管理費”,一年5萬元。
老秦看了看賬本上剛回暖的生意,“這幾個月行情最好時,也不過每天堂食5000元營業額、外賣4000左右,房租都沒辦法支付,而且疫情最困難時候,我們也沒拖欠房租,怎么現在還要漲呢?”
從二房東通知漲價,到老秦決定關店,前后不過72小時。
他自嘲道,“開店思考3個月,關店只用3天。”
“關門才能活下去”
其實在老秦做出“關店”決定之前,他也嘗試過許多自救的方式。
首先他還是想到的是繼續經營,老秦在周圍的店轉了一圈、打聽消息后之后,和二房東商量,“營業執照費能不能降點?”他按照周圍的行情,報出“2萬元一年”的市場價格后,換回來的是對方的沉默,最后電話那頭告訴他,“這是公司的規定,我個人沒辦法做主,疫情誰都不容易……”
接著老秦換了一個思路,疫情之后街上許多店鋪空了出來,他想去尋找一個空店鋪,再整體搬遷過去,“既可以談談租金,又在附近不擔心客源”,但當老秦去尋找店鋪時,才發現這些臨街的店鋪早被不同的二房東公司壟斷,并且統一定價,哪怕不租出去,也要維持價格、不輕易降價。
而那些便宜、還在原房東手里的店鋪,要么沒有資質,要么就是位置偏遠或者不適合開餐飲。“二房東很精明的,市場上好租的店他們早就囤起來了,剩下的很多都是賣相不好的,”老秦自嘲,“個人房東反而和我們一樣,成了沒有話語權的弱勢。”
至于去其他的地方開店?老秦搖搖頭,“要適應新的環境,風險太大”,而且老秦賬上的現金不多了,他也已經40多歲了,沒有勇氣將所有的錢再投入一家門店,大肆裝修重頭再來,也不愿意付高昂的轉讓費,接一家生意不好的店。
至于外賣?老秦也思考過要不然直接轉型專做外賣,但老秦夫妻兩算了一個賬后很快打消了這個想法:如今店里4個人,才能應付每天大約120單外賣,而這些80%集中在25元左右,扣除至少20%的提成后,每筆訂單還有固定的4.5元服務費,算下來每一單到手15.5元,而且外賣還需要購買流量曝光,再除去房租、食材、醬料等開銷,利潤不足20%。
“我們就一個小店,一個月累死累活,收入不到1萬元?”老秦搖搖頭,“這種是資本大店才玩得起的游戲。”
最后老秦得出結論:關店,一家人才能活下去。
這個活下去,帶著壯士扼腕的心痛,但也是老秦能做的最好選擇,“起碼家里還有現金,還能給兒子留下讀書的本錢。”
至于未來做什么,老秦沒有明確計劃,“我都40多歲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后 記
進入老秦的店是個意外,我成為了他店鋪的最后一位客人。
當得知我是“寫故事、記錄真實過程”的作者時,老秦眼神發光,從在鄉村長大的前半生開始,到自己成年拎著一個破包來上海打拼,又咬牙開店的四年的創業之路,和我聊了很多很多。
聊天之余,老秦接待了來同他告別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周圍的小店主,大多都在咬牙堅持,來跟老秦道別時,他們也面露難色,反復說道,“我們也快關門了。”
老秦在店里狹窄的通道里走來走去,反復問我,“那你就像是見證者?每個人都像一本書,有人能記錄下來挺好,我說的這些有價值嗎?”
他似乎想讓我記下他。
但很快,他又擺擺手,“算了,我沒什么特殊的,每天這么多新聞發生、小店消失,又有誰愿在意我這家小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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