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擅長撰寫發展史題材的文學故事節，他的故事節不描述戰爭或國家，也不聚焦英雄偉人，而是將筆頭對準小人物，撰寫宏大發展史下他們的個人記憶和生命體驗。他的多部小說被改編成電視劇，《長安的龍眼》《大醫》《顯微鏡下的大明》《長安十二時辰》......甚至有了“馬伯庸宇宙”的說法。

馬伯庸是這么一類拿捏內容的好手，能把一段幾行字的史料擴充成兩本精彩紛呈的好書。新書《食南之徒》也是如此：以甜品為線索，朝堂詭譎，風起云涌，甚至淪到殺頭掉腦袋的危險境地，主人翁也能因一盤甜品轉危為安，除了感嘆食客好運外，也被劇情線調得十足十。

帶著對發展史的好奇和對甜品的向往，我采訪了馬伯庸。在被問到“對一類譯者而言，寫‘食客’的故事節需要他們也愛吃嗎？”馬伯庸毫不猶豫：吃對我而言是人生大事！

《食南之徒》

“食客”的私心

馬伯庸是個老饕，幾乎嘗遍了大江南北的甜品。他說他們愛吃，吃對他而言是人生大事。

“我真的對甜品的態度就一定是代表了對人生的態度。你對甜品的要求高，說明你要過一類精致的、松弛的、可以靜下心來摒棄掉一些俗務、專心去享受的生活態度。我真的對都市人，尤其是如今的都市人而言，此種態度彌足珍貴，它能夠幫我治愈，或者抵御許多都市病。”

因此馬伯庸一直想寫個和甜品有關的故事節，直到前不久，《食南之徒》出版。

書中提及的甜品得都是馬伯庸他們吃過的。“只有吃過才知道它的味道和獨特在哪，寫甜品最難就在于一定要寫出它的獨特性，不能簡單地用‘入口即化’‘色香味俱全’這樣泛泛的描寫，只能是他們親身去體驗。”馬伯庸說。正因如此，我才能在書中讀到他寫西江的嘉魚——“筷子一觸到魚身，魚肉竟自潰散開來，只見肉色如白璧無瑕，只在表面浮動著一層淺淺的油光。”光是短短幾句，就讓讀者不禁食指大動。

《食南之徒》封面插圖，譯者：施曉頡

馬伯庸年輕時在廣州待過，對廣州有感情，對廣州甜品更是念念難忘，“包括如今每年我也會專門去廣州，廣東那個地方本身它是一類甜品大省。那我又是個食客，只不過是把我對廣東甜品的感情寫到書里去了。”聊起吃甜品故事節，馬伯庸滔滔不絕，舉了個廣東肇慶的好友故事節。一次友間喝茶，馬伯庸提起想寫兩本關于廣州甜品的書，問有何推薦。好友聽了眼睛一亮，提及“裹蒸”，“他二話不說，擼著袖子就要出門給我買，然后給我從頭到尾講那個東西的特點是甚么，還有用冬葉裹上后不容易變質之類的許多內容。好友說的內容是我上網查資料查不到的，只能是通過當地人親自吃過講過后才知道。”

就這樣不帶遮掩的，馬伯庸將他們貪嘴的美味悉數置于書中。“我他們偏愛牛雜。我每次去廣東一定會去吃牛雜豬雜這些雜碎類的東西，所以我在書里，也濃墨重彩地把它作為重要的菜肴寫進去。”

《食南之徒》封面插圖，譯者：施曉頡

發展史的由頭

寫甜品，但馬伯庸的甜品一定要有故事節、跟人物命運緊密相連，這就得有一類由頭——《食南之徒》的“由頭”就來自一次在廣州南越王宮博物館的意外所得。

展廳里有兩枚從南越王宮水井里出土的青銅器，仔細辨認了才知道寫的是“壺棗一木”字樣。這是兩棵壺果樹的園林檔案。但南方本沒果樹，果樹哪里來？原來南越王趙佗是北方人，南渡后思鄉心切，于是在南方種了北方家鄉的果樹，以解鄉愁。青銅器上短短幾行字落到馬伯庸的心里，成了兩本精彩小說的敲門磚。門，就這么打開了。“它本身并沒有太多信息量，但青銅器背后有許多的發展史和想象空間，你可以推想出許多的當時的一些人的情緒、人的故事節，它有很好的延展性，我真的找到了一類契機。”

《食南之徒》封面插圖，譯者：施曉頡

寫書的契機落得巧妙，但過程也有秘辛。書的構思和前期資料搜集，持續了4個多月，看起來輕巧似乎從跟“全國各地好友聊天”里得來文藝作品靈感，實際上是個四兩撥千斤的竅門，招招貼著蛇的七寸打去，恰如其分的。《食南之徒》寫的是西漢的故事節，寫西漢年間甜品馬伯庸有兩個原則：一是寫的食物一定要是現有的，即使“現實的連接感很重要”，“我們看完書或者看電視看見一半拿起手機就能叫外賣，就能吃到。好多讀者跟我講，他們看一章，就把這一章提及的甜品點外賣或者在家里做來吃，解決一下他們口腹之欲”；二是寫的甜品要符合史實，

“只有在西漢年間它的烹飪方式已經存在，它的原料已經傳入中原，那么我才寫。《食南之徒》的開場烤的是兔子和雞，即使那這時候羊肉很難傳到南方，牛則屬于重要的生產動物不能隨便吃......。”

“甜品中也會有懸疑，甜品也可以來講政治。李安的《飲食男女》拍的并不僅僅是飲食，陸文夫的《甜品家》，寫到底寫的是人生態度。所以故事節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無法歸類的。一類好的故事節，沒法用簡單的標簽來歸類，它一定是多種要素的復合。”

誠然，好故事節難歸類，但酣暢淋漓地順暢寫下去，就像一盤好菜，色香味俱全，還留有余味，讓人下肚后，隔了十天半個月，還會懷念再三。

Q

你的經典作品都是基于發展史的某個點， 是對“發展史可能性小說 ”的探索 。此種基調有可能發生改變嗎？將來有可能寫一篇發生在未來的科幻小說嗎？

馬伯庸：我是真的創作，用一類已經特別俗套的話說，是要“接地氣”，說白了是我要了解平凡人的喜怒哀樂是甚么，他們重視的是甚么，厭惡的是甚么，焦慮的是甚么，不僅我要寫現代都市小說才能用得上，實際上寫任何經典作品都用得上。對我而言寫發展史小說最大的樂趣是在于我能夠把古代具有現代性的東西提煉出，展現給你們看，同時又不違背我所堅持的發展史邏輯和發展史真實這兩個原則。

為甚么《長安的龍眼》我們愛看，是即使我看見的不是運龍眼的過程，而是看見的是一類社畜，接到了一類不可能的活，怎樣排除萬難把那個活干完。《長安十二時辰》為甚么許多人愿意看？也不是即使大唐他們才喜歡，而是即使他看見一類刑警隊長為了保護市民的安全，不惜犧牲他們的一切，我的歲月靜好是即使有這些人負重前行。每一類經典作品不管是現代的科幻的發展史的，它最終都是要打動都市人的內心的一類柔軟的地方，我要找到和都市人的新鮮感，這部經典作品才能夠被更多的人所認可。所以說不管是發展史也罷科幻也罷，為甚么我們那么感動，那是即使跟我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我寫任何經典作品一定會想那個東西平凡人感動的點在哪里，平凡人能不能跟他產生一類新鮮感？找到此種新鮮感了，任何題材都有可能創作出經典。

Q

你曾經提及過， 文學創作是業余愛好， 有興趣才去寫。如今作為職業小說家的你還會說“ 文學創作是愛好 ”嗎？保持熱愛的秘訣是甚么？

馬伯庸：

我一直認為，小說家不是一類職業，而是一類狀態。你有表達的欲望，并且付諸文字，你是小說家，當你停筆不寫了，就不是小說家。歸根到底，小說家是靠荷爾蒙文學創作的，如果沒有激情的話，寫甚么都沒勁了。咱用通俗的話說，寫東西只不過是愛得瑟、愛顯擺，此種顯擺和得瑟不會即使你收入變化而變化。如果說我讀完了，功成名就了，我就安心享受目前的這些稿費，此種生活我如今想象不出。

像寫《長安的龍眼》的這時候我第一次碰到一類絕無僅有的，心理學上叫做心流的狀態。那天我特別興奮，過得沒日沒夜的，不按正常的社畜的時間來了，抓起電腦就寫，而且腦子里想法拼命涌現出，手都寫不過來，一口氣11天把它讀完，讀完后整個人就有點虛脫似的。但從另一類角度而言，也可以說《長安的龍眼》我是花了11年寫出的。前面這11年里，我在重視唐代的一些考古報告，重視吃喝拉撒服飾交通各種生活內容，包括我去各地簽售或者去參加活動會關注各地的風土人情。我日常會保持一類好奇心去看各種事物，經過11年沒有目的性的積累，到了爆發的點，忽然之間我就不用再去查資料了，所有的資料我都諳熟于胸，把它迅速地寫出就夠了。《長安的龍眼》是一類特例，但那個特例背后只不過是一類我多年來的習慣，對所有的事保持一類好奇心。我真的好奇心對創譯者而言是最關鍵的。保持一類足夠的好奇心，愿意去深入挖掘，你就能挖出許多八卦。這些八卦如今可能沒有用，被我記錄一下就放在那里了，但以后可能就變成了我的文學創作文藝作品。

Q

在當今，我們好像不看電視了，和文學創作比起來，短視頻更有誘惑力。你是不是看這件事？如果要你給年輕人幾個文學創作建議， 你會說甚么？

馬伯庸：古人有句話，甚么這時候看電視，“馬上、廁上、枕上”，沒有一類場景是在書房正襟危坐看電視的。以前文學創作要帶兩本實體書，隨著科技的發展如今只要帶個手機，里面可以有一排文學創作軟件。就算不看電視，也可以聽書，這也是一類獲取知識的渠道，也是一類文學創作。對我而言，我想要的是書里面的內容，而不是它的載體。所以我不真的如今我們看電視少了，反而真的我們看電視多了。只不過如今我們焦慮看電視有甚么用，能給自身帶來甚么樣的提升、解決生活中的甚么困難，我認為那個心態要調整。看電視不解決問題，尤其是看閑書；但從長遠來看，看的閑書有朝一日也可能會變成人一類閱歷，在你碰到困難的這時候，一下子想起來、用得上。

從古至今，除了專業文學創作外大部分的日常文學創作都是碎片化的。之前網上有一句話我特別贊同：碎片化文學創作像竹籃打水一樣，即竹籃接過去，水嘩地一下全漏得干干凈凈，一滴不剩，但籃子卻洗得很干凈。碎片化文學創作是這樣，好像看完甚么都沒記住，但實際上你還是在接受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當碎片化文學創作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發現他們好像成長了些。即使再是不是碎片化，它也是一類主動文學創作，需要你邊讀邊思考，讓腦子主動去做事，這是它的意義所在。

針對文學創作，我有個有點矛盾的建議。一方面，我建議我們文學創作帶一點功利性，這只不過來自蘇軾的“八面受敵念書法”，即你要帶著問題、帶著目的去看電視，這樣才能有的放矢，知道他們要解決甚么。此種方式能讓你在念書的這時候效率很高。另外一方面，念書又不要太功利，不能只是有事了才去念書，沒事的這時候也要讀。

Q

和我分享一些對你的文學創作和生活產生很大影響的書吧！

馬伯庸：寫譯者看電視往往會從創譯者的角度出發去思考，關注如果我是譯者我該是不是寫、人物是不是發展等等。

我小這時候看的哲學書《蘇菲的世界》，它沒有平鋪直敘地講亞里士多德、孔子的生平，而是通過蘇菲那個人物，像魔幻故事節一樣把他們展開來講。當時作為讀者的我真的很新鮮，但二三十年后我作為譯者再去讀，我重視的是譯者是不是把那么艱澀的哲學思想通過這么平易近人、有趣的方式展現出，他是是不是展開腦洞把它寫成一類完整故事節的。

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對我影響特別大。它里面提及過一類觀點，說明朝是沒有數目字管理，或者說中國古代沒有精細的數目字管理此種方式，所以導致了統治的一系列的問題。我讀后大受震撼很有感觸，即使一般而言我聊明朝，會聊他的政治格局，聊他的經濟狀況，或者聊他的軍事變化，但很少有人會細到管賬算賬的那個事。只不過后來隨著我對發展史研究的深入和認知，我如今不認為黃仁宇先生那個觀點是對的，明朝只不過他的數字管理還是挺精細的，他的問題不在于數字本身。但這本書提供的此種視角會讓我真的耳目一新。

左：《蘇菲的世界》，譯者： 喬斯坦·賈德；右：《萬歷十五年》，譯者：黃仁宇

我發展史中耳熟能詳的東西背后只不過都是在算賬，都是錢。不光是發展史，如今也一樣。你會看見所有的發展史故事節，所有的現實世界，如果深入挖掘他到底為甚么這么干，最后發現真正的原因都和錢有關系。我前一陣開玩笑，我說我人過四十以后越來越愛錢了。人過四十后，我感覺會變得越來越現實，會關注到現實中許多的底層運作邏輯和規律，所以會不由自主地去看經濟類、政治類和哲學類的書

。不光是我，身邊好友過40后都會或多或少地拿起這些書來看。我真的這也是人生的一類必經階段。

所謂“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真的說的是當你40歲后就會不由自主地去尋找一些規律，來解釋他們過去40年來所經歷的事，要不是不是說中年人“爹味”比較重呢！我每天都真的他們找到一類規律，但我時刻告訴他們，你不要“爹味”那么重，真的他們好像一下子就大徹大悟了，還是要持續看電視，這樣才會發現你的一些想法還很淺薄。而所有這些書，最后也可能會變成我創作文藝作品的一部分。

讀發展史也是非常好的。讀發展史讀多了人會越來越開通，或者說越來越心態好。許多這時候你真的想不通的事，在看見發展史上的許多解釋后，你會發現原來它是有原因的。許多這時候我的焦慮是來自于我的不理解，這件事你為甚么要這么做？你憑甚么來害我？但你度過發展史后你會發現那些壞人背后都會有利益的動機，你就知道他們只不過也不是針對你，他們只是要截取更大的利益。那么你到底是要攔他一路，還是說你要同流合污？那當然是個人的他們選擇。我真的讀發展史最主要的是能讀到一類清楚的解釋，當我把那個世界看得清楚了后，我就能夠對許多事就釋懷了。另外讀發展史能夠給我他們在現實中的行為找到一些根據，找到一些借口，找到一些能夠舒緩的空間。

說“讀史使人明智”的原因是這事我看開了，我未必能夠做決定，我未必能夠做主，但這件事我至少內心我能夠和解掉，不會糾結于此。

內容源于《周末畫報 Reading Life》

采訪、撰文 — 劉小荻

編輯 — Emin

特別鳴謝 — 博集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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